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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校与恩师
作者:人力资源部 杨媛媛    2026年11月02日    点击量:91    字数:11781

同事拿来一本《岁月有痕》,是张永智先生的回忆录。我翻到其中一段,写他 1978 年第一次参加高考,作文里写爷爷家从一间土砖小平房变成三层小洋楼,奶奶家从米粥窝窝头到餐餐鸡鸭猪肉,泥泞的小路也铺了水泥。那段话许是为了扣住题目《在红旗下》,许是他那里真的是有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。这些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我也生在红旗下、长在红旗下,却并没有那样的生活与学习环境。

我的母校,不在我的社区,也不在我的村庄。它在一个叫龙卧塔的村子尽头。从我们村出发,先要下一道坡、进一道沟、过一条河,再上一道坡。到了那里有两条路。一条是小的不能再小的羊肠小道,几乎是 180 度的陡坡。顺着陡坡上去,能看到一个厕所 —— 一墙之隔、分别写着男女两个字的露天连体厕所。那竟是我们整个大队三个村子里最文明的厕所,因为除了它,三个村子再没有分男女的厕所。再上一个百米小坡,就来到了我们的操场。另一条是蛇形大道,大到能走一个牛车,想来是附近村民修窑洞拉石头踩出来的。可从这个坡上下来,又是弯弯绕绕的小路。放学后我们以村为单位,整三队,分别回龙卧塔村、崖狮则村(后村)和前村(前崖狮则村)。那条小道小到只走一人,陡到人走都刹不住,不由得向下奔跑,所以队伍只能走蛇形大道。好在也就三分钟的路程。下面还是那条小路,跑起来也刹不住,一脚高一脚低,在奇形怪状的石头上猛飞。这一段没经历过的人难以理解,我们村的孩子却都亲自体验过。

操场是一个很大的院子,教室是一间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窑洞。窑洞里有简陋的桌椅板凳,有的干脆是两张桌子间搭上一块不规整的木板。木板上千疮百孔,那些纹路,俨然就是一道道沟沟壑壑。窑洞正中间,冬天架一座洋炉子,夏天把炉子和筒子堆在墙角。一进门右手边的墙上,用黑墨汁刷成一块黑板,老师的粉笔,只有白色。我们的老师叫杨爱应。他是校长,是班主任,是语文老师、数学老师、体育老师…… 我们全校只有一个老师,就是杨老师。

我上学时几岁,真不知道,兴许比正常孩子早一些,只记得大哥还在龙卧塔上学时,就带着我。上课的记忆我一点也没有,上学路上的一段记忆,我却一直有。那是一个下大雨的早晨,孩子们都披着尼龙袋子当雨衣。路过一条小河,雨水漫过了小桥。大哥小心翼翼背着我过河,我踏踏实实趴在他稚嫩的背上,连尼龙袋子被河水冲走了也没当回事。那时尼龙袋子是家里很宝贝的东西,缝缝补补,雨天充当雨伞,平时装化肥、装尿素,收秋后还要装各种农作物。到了教室,杨老师让我去他办公室的灶火旁,把衣服烤干了再上课。杨老师的办公室也是窑洞,他吃住办公都在那一孔窑洞里。大哥很快小学四年级毕业,去了李家洞还是高家堡。我们教室里坐着学前班和一年级到四年级所有的学生。杨老师每次进教室,要么说:四年级的同学请跟我上什么什么课,其余同学写生字或做算术;要么说:一年级的同学请跟我什么什么,其余同学请什么什么。我似乎不会写 a、o、e,也不会写花园果园,更不懂南京长江大桥,但我能背诵从学前班到四年级所有的课文。杨老师总表扬我记性好,村里也有家长训自己家孩子:你看人家媛媛,什么都会了。

那天父亲回来了,他似乎也听说了我学习如何 "优秀",要考考我。果然我什么都会背,父亲脸上满是欣慰。又开始考生字,结果我一个也不会写。父亲顿时严肃起来,让我每个字写五遍,还要组词。也就是从那以后我才明白,学习不止要会背,还要会写,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上学。能上学,于我是一件无比骄傲的事。在农村,女孩子是不去上学的,因为迟早要嫁人,怎么能花钱让上学?条件好一些的家长不同意女孩上学,条件差的更是想也别想。我的姑姑们、大姐、二姐,都没能上学。比二姐小些年龄的女孩子,也有个别能去,但也只是不忙时去认几个照门字。我不知道大佬为什么不让大姐二姐上学,许是穷,许是家里没有劳动力。我一直觉得四佬是个真正的文化人,他的眼界比一般人看得远很多。他不仅让爱军哥念书,也让爱霞姐念书。爱军哥中途辍学,他不过于苛责,尊重爱军哥的意愿;对爱霞姐更是分外宠爱,只要她念,念到哪里供到哪里。从当杨老师的学生,到李家洞、到高家堡、到神木二中、到神中,四佬经历了生活的起起伏伏,也有经济困难的时候,也有爱霞姐成绩并不优异的时候。可即便有太多太多的困难,四佬从没有劝爱霞姐退学,抱着一股砸锅卖铁的精神,也要把她供出去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爱霞姐是我们村为数不多、也是杨老师学生里为数不多走出大山的,有一碗公家饭吃的好学生。其实没有一个父母不愿自己的孩子过富裕体面的生活,大多都是孩子不上心、不努力而已。

比起我和哥哥姐姐们求学,弟弟是个奇葩。每天早上按时出门去学校,却在半路上偷偷藏起来。等母亲上地干活后,他回家,把糖水灌进干净的输液瓶里,把糖水瓶子挂在树枝上,插上输液管、躺在树荫下,看糖水一滴一滴落进嘴里。偶尔睁眼看看树叶,看叶缝里漏下的阳光,看变化多端的云朵;偶尔闭眼思索:三鲜伊面五毛钱一袋卖给保利哥是赚了还是赔了?押宝这个赌博到底是押大还是押小?为什么打麻将抓牌要说两拐各凑碗里有肉?为什么说东风是虎虎婆姨,而不是别人的婆姨?弟弟小小的脑瓜里总有太多问题。等糖水差不多滴完,他也睡着了,睡起来胡乱吃点,再疯玩一会,就该装出放学回家的样子。

有一天,四四婶偷偷跟母亲说:花墙,我跟你说个事情,但你保证不打孩子,我才能说。母亲满眼疑惑,示意她说,并保证不打弟弟。四四婶说,弟弟好几天都没去上学了,每次都偷偷藏在她家洞房窑的墙根处。母亲面上答应得有说有笑,跟婶婶分开回到家中,就不是守信的人了,恨不得立即找到弟弟好发泄满腔怒火。无奈弟弟不在跟前,而我每次都在母亲怒火中烧时第一时间赶到,可想而知又 "饱餐一顿"。曾经很不解母亲为什么总发脾气,直到后来的后来,我才知道我是得了母亲的真传。她并不是不宽容不温和,只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实在太多。父亲外地工作不回家,母亲既当爹又当妈,生活的重担要把她压垮,她怎么就不能宣泄一下呢?可母亲向谁开炮?父亲不在,即便见面,又怎么舍得冲他发火?父亲本就不容易,三十出头的小伙子,为了老婆孩子过好日子才出门工作,他有什么错?错的是那股不服输的劲?还是干一番事业?母亲虽不会控制情绪向我宣泄,却着实不舍得再给父亲伤害。我为什么说后来的后来才懂?因为在我这个不缺钱、也不需要出卖劳动力的年代,我居然也会面目狰狞地冲自己的孩子宣泄不满。到底是孩子惹了我,还是?所以我当了孩子们的母亲也就懂了母亲,懂了她经历的所有,懂了她对我的歇斯底里;也懂得母亲对谁都包容且善良。   

母亲把饭做好,弟弟也就回来了。母亲一边吃饭一边说:你爸爸那么辛苦,没白天没黑夜地为这个家、为你们三个拼命奋斗,我一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,不也是为了你们能过上好日子?你们为什么不去学校?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。我们也跟着哭。弟弟最疼母亲,他哄母亲别再哭,说他以后听话。母亲把弟弟搂进怀里,说不是因为他哭,是因为她想她的爸爸妈妈了。当时的我们不会以为母亲是想家,只当她是跟我们生气委屈了。弟弟似乎也懂了。反正从那天起,弟弟再也不用母亲盯着,也不用杨老师拿洋糖哄着。

一年又一年,大哥、爱军哥、爱霞姐相继离开本村学校,去了李家洞、高家堡,我们姐弟三个也算全部步入学堂。即便在一个教室,即便只有一个老师教授所有课本,我也清楚地知道:我是二年级,弟弟是一年级,妹妹是学前班。由于没有哥哥姐姐的陪伴与保护,我竟成了被霸凌的对象。我清清楚楚记得广荣,他经常骂我、恐吓我,我却从不敢告妈妈,也不敢告冬冬婶。没有老师管的每一节课,都由他发号施令。早自习,他拿一根铅笔在桌子上转,笔尖对准谁,谁就能去上厕所,即便你不想去也得去;而真正想去的人,比如我跟他请假,他却不同意。下午自习,他安排我们去抬水,两人一组,一样是想去的不让去、不想去的必须去。我分到很多次,我那时很矮(现在也不高),体力小、身子单薄,但也必须去抬。龙卧塔的水井到学校很远很远,都是上坡,我每次都要歇好多回。下午放学前,他还会安排好次日一早的值日生,谁烧炉子等。放学整队后,我们村的队伍也是广荣说了算,一路上不许出队、不许吵嘴,要不就被训。他好多次讲类似鬼故事的话,前面的枯树叶子被风吹动,一跳一跳或随风乱窜,真跟没见过的小妖怪似的,吓得我们不敢前行。最可恶的是他看见死老鼠,提起来就朝你扔过来,我是个见鼠就吓死的人。

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一把扫帚的事。广荣命令我从家里带扫帚给学校 —— 我们学校的柴、炭、扫帚、笤帚,都由学生轮流拿。回家我跟母亲说了,母亲给我一把笤帚。广荣的话对我来说比皇帝的圣旨还命重,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学校,把笤帚交给广荣。他见了很生气,骂我不行,必须重拿,要不就打我。当天下午回来我跟母亲提扫帚的事,母亲觉得我很烦,说扫帚、笤帚不是一样的吗。实话说,我们家笤帚是有,扫帚却不多,甚至没有。即便有也不合格 —— 别人家的扫帚绑在一根光滑的木棍上,又厚实又耐用,而我们父亲不在家,即便在家也没干过这样的事。母亲见长得特别大的铁扫,用锄头锄回来,用绳子把几株捆在一起,便也用来扫院。母亲耐不住我带着哭腔麻缠,带上我上二层的粮窑,让我在为数不多的扫帚里选了最大最结实的一把。第二天我兴高采烈交给广荣,以为能出彩完成任务,没想到他依然说不合标准,让我继续拿。我回家继续麻缠母亲,母亲已显出不耐烦,打算碰见广荣时亲自问问,怎么样的扫帚才算标准。果然母亲从粮窑出来锁门时,看见广荣从我们家圪塄坡上来,便大声吼住他:媛媛说她拿到学校的扫帚你说不行,我手里这把你看行不?广荣连忙说:行了,婶婶。这可把我高兴坏了,悬着的心终于落下。我满心感激地看向母亲,也匆匆看了一眼广荣,虽隔得远,我却隐约感到他的不爽,隐隐有了不祥的预感。果不其然,第二天去了学校,广荣把我劈头盖脸一顿骂,还给我称老子,说我拿我妈吓唬他,警告我再拿不来像样的扫帚还要打我。我又被吓哭了。我在学校的一天、包括回家的路上,总是提心吊胆,就怕广荣打我。但讲良心话,广荣从来没打过我,许是因为冬冬婶跟我母亲一向交好,许是他毕竟也是给我当哥哥的人。反正他把我的胆吓破了,我却没有挨过打。至于扫帚的事,年代久远,我到底有没有重新带,还是就那么过了广荣的关,记不清了。

学校忽然被政府重视起来,买了教室旁边的窑洞,一下子一个年级一间教室,崔家卯、阳畔等周围村子的娃娃们都来上学,也给我们配备了除杨老师以外的四个老师。首先来的一对夫妻,是阴盛阳衰的一对儿。男老师绵绵的,没听说打骂谁,教得好不好我不知道,毕竟我们各年级都有了单独的老师。那个女老师,虽然没教我,我也简单知道些。她大嗓门,是妹妹的老师,至少给妹妹们教过音乐。音乐课上她教妹妹们《北京的金山上》,拿着山春柳棍子用力敲桌子打拍子,孩子们必须以最高调从头唱到尾,谁胆敢捣乱,那真是完蛋了。在我印象里她像是来凑数的,跟村里的婶婶没什么两样,穿衣也不讲究,酱色裤子配绿棉袄、花衬衣配红裤子,人比较肥胖,走路一摆一摆的,像只企鹅。平时说话很大声,笑声却很爽朗,逢人就能拉上话,说长道短很有一套,刚来没几天就知道谁家有钱、谁家穷、谁家几口人、谁家牲口多,也知道我家养车、父亲外面有工资、母亲是外地的、很漂亮,所以夸我裙子穿得漂亮,夸我家里真有钱,这么小的女孩子就给买高跟凉鞋。我很享受老师这样说,甚至有点喜欢这个老师。可让我无言的是:学校有且仅有两个厕所 —— 一男一女,我们难免会跟着这位女老师一起上厕所。平时倒也罢了,每每遇到她来例假,我就难为得不行。要知道我们学校的厕所是旱厕,夏天蛆爬在上面,冬天又冻成冰,没见过的人难以想象,见过的人终生难忘。在这位女老师来之前,我们几乎谁也没见过有血的厕所。自从她来了,好多女同学都去学校隔壁那家的厕所,我就更奇葩,早上在自己家去过,一直憋到放学,中间若有便意,也硬逼着。

紧接着又来了一位漂亮女教师。听说她家在高家堡,从小家里条件好,爸爸妈妈都是老师,她学校毕业后就分配在我们村,是正儿八经的公办教师。她个子不高,不能说不高,是比较矮。头发柔顺且发黄,发量不多,从后面扎个马尾,再把马尾部分折到发绳处,显得头发也多,洋气又好看;有时也高高扎一个马尾或丸子头。她长得很漂亮,白皙圆润的脸庞,两道浓密温婉的眉毛下,一双亮亮的大花眼,高挺的鼻梁下是一张小巧却能出口成章的嘴巴,双唇红润且嘟嘟的。她穿着高跟鞋,素素的 V 领碎花裙,白皙的脖子上挂着一条金灿灿的项链,把本不长的脖子修到恰到好处的长,身上散发着淡淡香气。这应该就是我对所有美的认知的全部吧。自我回到崖狮则村,从没见过比这个女老师还漂亮的人。我特别喜欢她。她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是《南京长江大桥》,声音清脆动听。在我当时的认知里,她的声音就跟收音机里的一样优美。那时我根本没听过普通话,概念里也没有普通话。女神老师不仅长相甜美、嗓音也甜美,我简直要被迷住了。放学回家,我听见四娘跟母亲拉话,说玉林哥家花粉来咱们学校给念书孩儿当老师来了,估计就教媛媛他们。我吃惊地跟四娘反复确认,确定她是我们姐姐?四娘说:你这孩儿也是,说了是你花粉姐就一定是了么。花粉你姐她妈还给你爸爸教过书呢,一辈子的老教师了。我简直不敢相信,我有这样一位好姐姐,她确确实实是我的老师呀。

第二天我兴高采烈去了学校,急匆匆跑进花粉姐的办公室,亮明身份说我是谁谁家的、她妹妹。花粉姐来的时候肯定是备过课的,大大方方跟我说,她也觉得我跟佬佬长得相,以后要好好学习了昂。我开心地满口答应。当天下午,我就拉着花粉姐的手,生拉硬拽把她请到我们村、我们家。从此,感觉我的人生就跟开挂了一样,一路绿灯加彩虹。因为老师足了、校园大了、教室多了,我们学校也开始过六一儿童节了。六一那天,学校组织了歌唱节目、颁奖仪式、自由活动等项目。我记得我们年级唱的是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,我是指挥 —— 一个不懂任何乐理知识的合唱指挥。我穿着鹅黄色的连衣裙、白色高跟凉鞋,系着红领巾,有模有样打着拍子:第一段女生唱、第二段男生唱、最后一段男女合唱。歌唱表演结束后开始颁奖,可想而知我肯定也是 "三好" 学生,弟弟也不例外。那张奖状,是我和弟弟人生中的第一张奖状。或许我们并不是 "三好",但在我们心里或许是 "五好" 或者更多好,受之无愧,无比骄傲。从那以后我们更加好好学习,更加懂礼貌。

花粉姐的老爷爷跟我的老爷爷是亲弟兄,看起来好像有点远,其实不是。从爷爷辈、佬佬辈再到我们这一辈,一直来往密切,红白喜事从来没断过。之前我说过,母亲从高家堡拿回来的粽子、月饼,都是花粉姐的妈妈给我们的。花粉姐的大哥,就是果利哥,去大柳塔按家置业,父亲也在大柳塔工作,他们彼此照应、互相帮助。果利嫂常跟我们说,他们在工艺品市场卖布料时,货架子的钢筋全是我父亲给弄的,我父亲下班后五百座的馒头油饼经常给她往回拿。果利嫂对我们当然也特别好,我第一次去大柳塔,她还给我做了一套当时最流行的西装。尤其是母亲车祸住院的那些天,果利哥跟嫂嫂几乎每晚来医院陪我们,逗我妈开心。母亲在高压氧舱吸氧时,果利哥怕有辐射对我不好,自告奋勇陪母亲吸氧。母亲转院去西安唐都疗养,也是果利哥陪着,安顿住下才回去。他们两口子给了我们无尽的依靠,至少在母亲住院时,给了心灵深处的寄托与依赖,让我不再害怕。花粉姐就是他们的亲妹妹。所以说,我们的关系跟亲人一般,很亲密。

自从花粉姐当了我的老师,我真是天上地下大变化。有时不想回家,就住在花粉姐的办公室。其实办公室也是宿舍,就那一个窑洞,里面是炕,靠窗是办公桌。我坐在她桌旁写作业,她批改作业。趁她做饭或出去时,我赶紧拿起她批改作业的蘸笔,在作业本上写下红红的字,或画个画。小时候真的是太穷了,药盒当文具盒,里面除了铅笔、油笔和水笔就没有别的笔。比如美术课,全年级三分之一的人描摹一分钱的钢蹦子,另三分之一印语文或数学书上的图片,剩下三分之一大多是女生画鞋垫子上的花样,包括我。全班的美术作品大多是三种颜色:铅笔的、油笔的、水笔的。直到后来条件好些,才开始有多用笔。所以,能偷偷用花粉姐的红蘸笔写作业,现在想想那时候真的会自欺欺人、掩耳盗铃 —— 花粉姐是我的老师,给我改作业时还能看不出我用了她的红笔?

我们跟花粉姐相处的日子也就一两年,她给我们教书本上的知识、教生活中的知识,当然,还教了我很多很多的歌。她真是个不错的姐姐,也是非常不错的老师。想念我的花粉姐,我的杨老师。

张会强老师是阳畔来的老师,据说还是我们村丽霞的姑父。这个老师具体教什么,我一点印象也没有,但他给我们带过体育课,特别严厉,哪个学生敢捣乱,他直接拳打脚踢,上他的课几乎跟面对广荣的心情差不多。当然他也教我们 "开火车"" 丢手绢 " 等游戏,总而言之也是个好老师。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,老师打学生没什么不该的,纯属正常管教,孩子更不会告家长;如果告家长,会遭到父母的再次拳打脚踢,教训他不听老师话。这样的行为我们家长是认可的,只要能被老师管教,是件幸运的事。我们村的人对老师非常尊重,一方面是对文化的渴望,一方面是对老师的认可,更多的,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—— 所有的所有,全部寄托在老师身上,或许这样孩子们真的能走出大山。

我们杨爱应杨老师,虽然不像张老师那样 "严厉",但真的是另一种堪称完美的老师。弟弟逃学不上课,他给弟弟发洋糖;弟弟说饿了,他给弟弟熬大米粥、烧山野。我因为上课不敢去厕所,尿湿了裤子,杨老师让我去他办公室的洋炉子跟前背课文,直到棉裤烤干了才让我回教室。有一天,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坐在教室里,教室门却被锁了,杨老师被锁在门外,钥匙也弄丢了。他没办法,或许也舍不得砸锁,只好翻窗户进来给我们上课。就在他翻进来的那一瞬间差点栽倒,好在灵活,一手撑在窗上、一手撑在桌上,把我差点吓出声。那一课上了什么我不记得,只记得老师进来很生气,但他没有骂脏话,也没有恶语相告,只是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,不能瞎混,不能恶作剧,老师会想一切办法给我们上课的。后来的后来我才想到,原来是班级大一点的孩子在整杨老师。说到整老师,我还想爆一下爱军哥的料。爱军哥在我印象里一直很稳、很聪明,但他去了李家洞念书后,某一天来到了我们学校,把我高兴坏了,没想到的是,他竟来学校找我们杨老师的不是。原因一概不知,只知道同学们说他们要打起来了,一窝蜂去看热闹。我也急冲冲跑到学校操场最边上,也就是写着 "男女" 厕所的正前方 —— 操场边朝西北走是厕所,正西走是回我们村的路,难不成爱军哥打算打完架跑得快?我蹿在最前面,只见爱军哥揪着杨老师的领口,杨老师悲愤不已,扁着嘴似乎抽抽着,想要说什么,委屈得说不出来。我忽然特别心疼杨老师,想谴责爱军哥,又觉得爱军哥肯定也有苦衷。杨老师气得最后喊话:让所有我们村的学生捎话,要让我四佬去见他,事情才告一段落。坦白地说,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在我心里,爱军哥聪明懂事、人逢礼致;杨老师可亲可敬、废寝忘食、蜡炬成灰、默默无私……

2000 年政府为了规范办学,要矿区子弟小学、初中部都移交神木县教育局。可能是部分老师不愿去地方、带着情绪集体上访等,学校乱哄哄了一阵子。鉴于这样的情况,初三年级很多同学都转学到神木二中、神木三中等地方学校。所以我跟母亲说要转学,母亲为了我能好好学习,只好答应。于是我愉快地坐上开往神木的班车,到车站直接去了大哥做饭的食堂,等我妈通知我上学的时间。可转学不是件简单的事,母亲的能耐压根办不好。我白天在大哥食堂等母亲的电话,晚上跟大哥大嫂回他们家。那时大哥在神木惠泉路、也就是车站附近一家饭店当厨子,离二中很近,二中的学生放学都路过大哥食堂门前,我却还没上课,呆得心慌。我跟母亲再次确认转学办得怎么样,母亲依然说没有。我就想起了四佬 —— 四佬上过高中、上过卫校,认识的人也多。果然没找错人,四佬认识二中的一个副校长,我的转学很快顺利办妥。

入学后不久的一个周末,我在二粮站公交站牌处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—— 那是我们的杨爱应老师。他戴着与中山服同色的帽子,扣子扣得整整齐齐,俨然像个干部,可脚上穿的依然是千层底布鞋,刷得干干净净。他也看到了我,我们彼此都睁大了眼睛,四目相对时,我的泪水已经模糊了眼睛。老师一个疾步走到我面前,伸出手想和我握手,可我木木地没有伸手,老师的嘴也扁扁的,似乎比我还激动。我们杨老师除了上课,似乎真的不善言谈,越是激动越说不出话。不知道过了多久,他跟我说:你爸爸的事情我听说了,好在你妈有工作,好好学习。我泪水泛滥,几度哽咽,问他是不是也调神木教书。他自信地说:县上有民转公办教师的名额,他专门上教育局问问情况、填了表,感觉志在必得,毕竟他民办教师当了十多年或者更久吧。我也想让我敬爱的杨老师转正,这样他们一家也能早日脱离农村进城生活 —— 城里有农村没有的一切,换掉他的布鞋,穿上锃亮的皮鞋,戴上斯文的眼镜,更像老师。他在农村每天除了教书育人,还要春播秋收,没完没了地面朝黄土背朝天,没完没了的农活。也不知道这个机会是否能轮到他。他一直在我们村教书,在思想和人情上比城里或其他乡镇的老师差一些,不懂得送礼走后门,又不会拍马溜须。后来听哥哥们说,杨老师终于搬到城里生活了,但他民转公办教师的事,在多次填表、多次失败后也没再继续坚持。可惜农村学生大多到城里读书,他连退休都没等到,就失业了。

杨老师不仅对我好、对弟弟好,对村里的孩子们都好。我们前村还有一个叫美艳的女女,长得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、眉毛浓密、睫毛卷卷的,很好看。她比我大几岁吧,我一直不能确定谁比谁大、高几个年级,因为我们一直都在一个教室上课,坐得也不集中。单看鞋子的大小,我觉得美艳比我大。她是一个残疾人,一条腿长一条腿短,一个脚大一个脚小,走路一瘸一拐,速度很慢,从来不跑操、不抬水,但她很能干,经常一只手就能提起一桶水倒进水瓮。就在学校条件稍微好些的情况下,杨老师给美艳安排了宿舍,大部分是跟我花粉姐住一个炕上,花粉姐每天做饭也给美艳吃。杨老师经常跟美艳说要好好学习、将来学医,看能不能把自己的病看好。美艳家条件一直不好,但家里一直供她读书,因为舍不得让她务农。后来在杨老师的帮助与指导下,美艳考了榆林卫校,最终好像在县医院上班。我们村上学的人很少、女孩子更少,即便基数小,成功率却很高:爱霞姐是高中老师、丽清在执法局、美艳在县医院、杨帆在国家能源神东公司,都分别端上了公家铁饭碗。

我一直说,等我长大了、挣钱了,一定要回去看看我敬爱的杨老师。可长大原来是这样的:日子一天天往前赶,我却始终没有挣回 "衣锦还乡" 的底气。敏感的自尊心像一根细细的刺,扎在心里,让我一次比一次不好意思动身。我总想着,等我有了一点能拿得出手的样子,再去见老师。可这一等,就是半生。夜深人静时,我常常会想起那间窑洞。冬天架起的洋炉子,暖融融的烟,把人的脸烤得发红;炉边烤干的棉裤,杨老师蹲在一旁,看着我背课文。他的粉笔只有白色,在黑板上落下来,簌簌地掉着灰。还有那双千层底的布鞋,刷得干干净净,从龙卧塔的窑洞,走到神木的公交站站牌下,又走回我记忆的深处。老师教了一辈子书,把山里的孩子一个个送出去 —— 美艳去学了医,爱霞姐当了老师,连我这个当年连名字都写不对的孩子,也在他的窑洞里,背下了从学前班到四年级所有的课文。

我终究没能为他做点什么。他盼了那么久的民转公办,一次次填表、一次次落空;他教了一辈子的书,连退休都没等到,就失了业。这样一位老师,我甚至没有勇气站在他面前,说一声迟到了这么多年的 "谢谢"。可我知道,他一定还记得我们。正如我记得他的样子,记得他的布鞋、他的白粉笔、他翻窗进来差点摔倒又稳稳站住的样子;他也一定还记得我,记得那个雨天的早晨,记得我尿湿棉裤站在炉边,记得弟弟逃学时他塞过去的洋糖。老师教过的孩子那么多,哪一个不是他心里放不下的牵挂呢?一路走来,是杨老师用一支白色的粉笔,为我点着了最初那点光。哪怕那间窑洞已经不在,哪怕我再也没能站在他面前,这一生的师恩,我都记着。惟愿我敬爱的杨老师,福寿安康。往后的日子里,洋炉子永远暖和,布鞋不再走泥泞的山路,村里的孩子,都记得他曾为我们点过灯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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